扶着他在医院住院部的疗养区散步。他们对以前发生的矛盾都闭口不提，只是谈童年，谈将来。李奎勇最大的心愿是将来能到重工业企业当一个技术工人，能养家，能给母亲养老送终，能顺利地把弟弟妹妹拉扯大。他问钟跃民以后打算干什么，钟跃民说他倒没有明确的打算，小时候还有点儿理想，有一阵子他爸老揍他，他便认为“爸爸”这个职业挺有权威的，看儿子不顺眼可以随时揪过来捶一顿，于是决定将来长大一定要当“爸爸”。后来长大了点儿，他发现“爸爸”不是个职业，似乎谁想当都可以，而且也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于是他放弃了这个理想，转而羡慕起海盗船长。不知为什么，他对小人书上的海盗形象很着迷，那些海盗耳朵上戴着硕大的耳环，胸口上长着浓密的胸毛，腰上插着短刀，还总有美女陪着，日子过得似乎很快活，钟跃民幻想着将来长大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再后来，钟跃民干脆就没有理想了。

李奎勇大惑不解，怎么会没有理想了？小时候想当海盗，也算是有点儿雄心壮志，怎么越大越没出息了？简直是罐儿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儿。

钟跃民也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没理想呢，报名参军算不算？长大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这是很多男孩子的梦想，可钟跃民小时候从来没产生过这种念头，前些日子他是想当兵，可那是出于一种很现实的目的，当兵总比插队强，那跟理想搭不上边儿。

钟跃民对李奎勇说，他虽然不知道将来要干点儿什么，但他肯定知道将来不打算干什么。譬如守着老婆孩子过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稳日子，他觉得挺没劲的，与其这样，还真不如当海盗去。

若干年后，钟跃民看了美国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他脑子忽然开了窍，原来他喜欢的是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可惜的是，钟跃民那时已经是军队中的一名营级军官了，无论如何也没法“在路上”了。

钟跃民把周晓白临走时留给他的100块钱留给了李奎勇，他知道李奎勇的家境，这次受伤住院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李奎勇没有推辞，只是淡淡地道了声谢，来自男人的感激涕零是很丢份儿的。

李奎勇听说他所在的中学有去山西和云南插队的，去陕北的好像不多。不过等他伤好了，他也想报名去陕北，因为钟跃民都去了，他也应该去。钟跃民说陕北地方太大，去了也不见得能碰上。李奎勇说碰不上也无所谓，反正都在一个省里。

临分手的时候，李奎勇有些激动，他紧握着钟跃民的手说：“跃民，保重，你千万要保重，下乡以后别再折腾惹事了，做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吧。”

钟跃民半真半假地开玩笑：“打架的事是不干了，拍婆子的毛病可一时改不了，我是下定决心在陕北娶妻生子过日子了，不然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呀。”

等待出发的日子是漫长而无聊的，钟跃民和郑桐闲得难受，真盼着赶快下乡，在北京待得有些烦了。倒是袁军因为父亲官复原职，好久没有露面了。

钟跃民和郑桐来到袁军家楼下，郑桐捡起一块石头，准备通知他一下，但被钟跃民制止了：“别扔，他爸要是在家就麻烦了，这老头子无缘无故被关了一年多，火儿正大着呢，再找咱们撒气。”

郑桐大声喊：“袁军。”

楼上传来袁军的声音：“谁呀？”

郑桐：“派出所的，找你有事。”

袁军的脑袋露出窗户：“我操，是你们呀，我说这派出所警察怎么一副流氓腔儿？你们等着。”

不一会儿，袁军穿着一身崭新的草绿色军装，精神抖擞地走出楼道。

郑桐推了推眼镜：“哎哟，你丫从哪儿扒这么一身国防绿，还是两个兜的大兵服？”

袁军得意地说：“发的，哥们儿当兵啦。”

钟跃民点点头：“不像是扒来的衣服，这小子还真当兵了。”

郑桐一脸不忿：“我操，你爸刚官复原职，你丫就当兵啦，这也太快了，几天以前你丫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就这么一眨眼工夫，你丫就成了‘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啦。”

袁军有些不好意思：“本来今年征兵都结束了，嘿，时来运转，我爸被从号儿里放出来了，一打听，这批兵是去a军的，这个军可是我爸的老窝儿，我爸从1938年起就在这支部队，从军长到师长都是老熟人，这还了得？a军招兵敢不招他儿子，这不是反了吗？我爸二话没说，一个电话过去找军长，事就成了。军长发话了，让我晚几天去，在家多陪陪老头儿，反正新兵连集训3个月呢，晚几天报到怕什么。”

郑桐把手一背：“有这好事也不通知一下哥儿几个，这可是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我们经过讨论觉得还是应该给你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下面的事你就看着办吧。”

袁军知道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