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度支书院的第二期开课了。学生从十几个人变成了三十几个人。卢家的、郑家的、崔家的、王家的，还有几个普通商户的子弟。杜荷把课程分成了两段：上午讲核算方法，下午做案例分析。案例全部来自商税清核司最近一期公开的核查报告。

八月中的一堂课上，杜荷在黑板上画了一张图。商税数据从四门到国库的全流程。四道闸。每一道闸上现在都有一个标签：四门监，已控。太府寺，已通。度支司，待通。门下省，已开。

“四道闸现在通了三个半。”杜荷用炭条在度支司那一栏下面画了一道虚线，“剩下半道不是闸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度支司里还有人在用旧规矩卡新数据。但他们卡不住了。因为现在全长安的人都在用同一套数据说话。四门监在用，太府寺在用，商税清核司在用，门下省在转呈，连大理寺都在用。度支司如果不用，他们自己就会变成唯一一个跟所有衙门对不上的数据孤岛。一条河上所有的船都在往同一个方向开，只有一条船停在原地。用不了多久它就会被水流冲走。”

一个学生举手：“杜先生，度支司的人为什么不主动把最后半道闸也打开？他们不是已经知道自己卡不住了吗？”

“因为他们不敢。打开闸的那个人就是承认之前关闸的人有责任的第一个人。在这条链上，没有人愿意当那第一个人。”

“那谁会当那第一个人？”

“不是一个‘谁’。是一份报告。商税清核司的下一期报告上会明确列出度支司的入库数据跟其他三个数据源之间的差额。差额出了，闸就不是被谁打开的，是被数据逼开的。”

课后，狄仁杰从大理寺过来了一趟。他是来给度支书院的学生做一场分享的。分享的题目不是刑案，是他在大理寺处理卷宗时发现的一个规律：官员考评档案上的评语跟他们的商税记录之间有高度相关性。考评越好的官员，其主管范围内的商税漏报率越低。但这个规律不是普遍的，太府寺那四个被查出来的官员考评也全是优。他们的优是假的。假优和真优的区别不是在评语上，是在数据上。真优的官员主管的商税漏报率逐月下降，假优的官员漏报率很平稳，平稳地漏。

“所以，看一个官员是好是坏，不要看评语。看数据。”狄仁杰把笔记合上。

杜荷坐在台下看着他。一年前这个少年还在第一排抄他的板书，字迹歪歪扭扭的。现在他站在讲台上，用自己发现的规律教下面的学生怎么看人。狄仁杰看到杜荷的目光，微微点了一下头。像是在说：你说的那个不给你答案只给你工具的方法，我用上了。

九月，度支书院的第一届学生里有三个人被商税清核司录用了。不是通过科举，是通过杜正伦直接来书院挑人。杜正伦在课堂上旁听了一堂课，下课之后把三个学生的作业本全部收走了。第二天他让人送来了三份商税清核司的临时书吏聘书。

“商税清核司缺的不是官，是能看懂数据的人。”杜正伦跟杜荷说，“你教的这些人，比六部三年一考的进士更懂怎么查商税。以后商税清核司每年都来你这里挑人。”

九月中，度支司的值班郎中第三次换了人。这一次调来的人姓陆。不是陆元规的陆，是吴郡陆氏。这个人之前在洛阳仓监干了三年，不站队不结交不上折子，只做一件事：把仓库里的账本一本一本地重新誊抄。

“这个人是谁调的？”杜荷问郑仁泰。

“不清楚。吏部调令上写的理由是‘平调’。但没有注明调他来度支司的推荐人。”

陆郎中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给杜正伦设墙。他把度支司过去三年的所有核算记录全部调出来，一本一本地核查。花了七天时间，查出了一百多处数字不一致的地方。他把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全部标注在原册上，然后写了一份内部整改报告呈给了度支司卿。度支司卿看了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在报告上批了两个字：照改。

“他在自己查自己。”杜荷看完这份报告的抄本之后说。

“对。他就是那个不会被水流冲走的船。因为他不需要等到被数据逼开闸才动。他自己先开了。”郑仁泰摘下眼镜擦了又擦，“你爹当年在度支司待过一段时间。他走的时候给接替他的人留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一句话：查自己最难，但不查自己迟早会被别人查。度支司的历史上总共只有三个主事主动做过内部审计。第一个是你爹，第二个是陆元规，第三个是这个姓陆的。”

九月底，长安城入秋了。公主府院子里的槐树叶子黄了一半。每天早上起来院子里铺了一层薄薄的落叶。薛仁贵每天早上把叶子扫成一堆，用火折子点着了。烧叶子的烟在清晨的冷空气里弯弯扭扭地往上飘。杜荷在书房里闻着那股烧叶子的焦香，把度支书院下学期的课程大纲写完最后一条。

城阳走进来，手里端着一碗银耳汤。不是给他的。是给薛仁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