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蹲了很久，站起来的时候膝盖有点僵，旁边的人扶了他一把。

“不用。”他摆了摆手，站直了，“没事。”

他转过身走到我面前，没有什么铺垫，就直接说了一句：“王总统，我父亲是远征军第五军的一名连长。同古战役，阵亡。。我母亲带着我逃到新加坡，后来去了马来西亚。”

他的声音很稳。

“十几年了，我一直不知道他到底埋在哪里。今天看了碑，我觉得他应该是埋在这一带附近的。这个碑，我认。”

徐先生的表情看不出太明显的波澜，但他的眼眶是红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同于平时的沉。

“橡胶加工厂我建了。”

他说“我建了”，不是“我想建”，是“我建了”。

“设备我在新加坡有渠道，技术人员我认识几个退休的老技工，可以挖过来。你们出地、出原料、出政策。利润对半分成，投资十年起。”

“好。”我说，“回密支那细谈。”

考察团的最后三天，他们自己做了安排。林老先生带着几个人又去了一趟翡翠矿区，跟矿上的工人聊了一整个下午――问了产量、问了运输、问了工人的薪资，甚至还问了矿上有没有图书馆――答案是“没有，但有一块黑板，每天有人写新闻”。

徐先生没有再去矿区，也没有再去集市。他包了一辆吉普车，让司机把他拉到修造厂，在车间里待了整整一天。他跟王小虎聊了两个小时，又跟明楼聊了三个小时，问的全是技术细节――设备型号、材料来源、加工精度、废品率。他离开的时候，对着明楼说了一句话：“你们缺一台磨床。我回新加坡想办法。”

返程前一天晚上，林老先生请我吃了一顿饭。饭桌设在密支那最好的一个饭馆――其实也就是一间干净一些的瓦房，但菜做得不错，是本地华侨开的。

“王总统，我做生意四十几年，看地方有个习惯。”林老先生举着酒杯，“我不听他怎么说，我看他怎么做。你们这个地方，穷是穷的，但不乱。老百姓有活干、有饭吃，小孩子有学上。这样的地方，如果给十年时间，会变什么样？”

“不知道。但我会让它一直变好。”

林老先生笑着跟我碰了杯。“我回去以后，会把这里的情况如实告诉南洋商会。好的坏的都说。至于他们信不信、来不来，那是他们的事。但该说的，我会说清楚。”

考察团走的那天，徐先生的车在口岸停了一下。他推开车窗，话不多，只对我说了一句：“王总统，我回新加坡把方案拟好了就派人过来。地给我留着。”

“留着呢。”

车队驶出甘拜地口岸之后，我站在路边，站了很久。余仲衡走过来递了根烟，我接过来点上，两个人站在那儿，谁也没先开口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余仲衡才说了一句：“林老先生的商会人脉广，他的话管用。他回去说一句好话，比咱们发一百份宣传材料都顶用。”

“嗯。”

“徐先生的工厂，如果真能建起来，会是咱们法，说话有分寸。商界打交道，最喜欢这种不卑不亢的人。”

我把这段电报给方文山看的时候，他正在整理考察团的后续跟进清单。他看完之后，把电报还给我，笑了一下，没多说什么。

“你就这个反应？”

“总统，要办的事还多，我怕说多了容易飘。”方文山把手里的清单递过来，“这是徐先生工厂项目的初步落地计划，您看看。”

我接过来翻了翻，比之前那份手写的方案更加详细了――预算分项、进度节点、人员配置、设备采购来源，全部列得清清楚楚。最后一页还附了一张手绘的厂区平面图，用尺子画的，标注了车间、仓库、办公区和员工宿舍的位置。

“这图是你画的？”

“自己画的。我在英国学的是工程管理，画图是基本功。”

方文山身上体现出来的，不单单是他个人的能力。核心层最近已经能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一批年轻人正在各个方向上冒出头来。他们在部队、政府、工厂、学校这些不同的领域里，正用各自的方式证明：这一代人，已经准备好了。

送完考察团的当天下午，我去了商务部。

商务部是两个月前新设的部门，专门负责招商引资和民间贸易联络。部长是一个叫方文山的年轻人，三十二岁，汉族，在印尼出生，英国留学回来，英文、荷兰文、马来文都说得跟中文一样流利。他以前在余仲衡的外交部干过两年，负责跟东南亚的商界联络，能力突出。

我推开商务部办公室的门，方文山正站在一沓文件后面，旁边的黑板上写着密密麻麻的日程和笔记――考察团的接待安排、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