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七杀碑》贾镇长忙里偷闲虚秘书笑里藏刀

，骑着高头大马，从驿道上缓缓行来。街道两边挤满了人，都来看甄家这个出息的儿子。

甄贤下马之后，第一件事不是回家，而是走到七杀碑前，站了很久。

他看着那块布满裂纹的碑，看着那七个“杀”字，忽然对身边的风水先生说：“我要在这儿立一块碑。”

风水先生一愣：“甄团长，这地方已经有碑了。”

甄贤摇摇头：“这块碑是古人立的。我要立的，是今人的碑。”

他找来的风水先生在重阳镇四周踏勘了几天几夜，最后选定了大榕树下、接官亭前的位置。甄贤让人运来一块上好的青石，比当年的七杀碑还要高大，矗在那儿像一扇城门。

碑立起来了。

可碑上没字。

甄贤本来是要在碑上刻字的，纪念抗战的丰功伟绩。可字还没刻，部队的紧急命令就到了――共军已经打过长江了，命令他立刻归队，率部阻击。

甄贤连夜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对甄贤婆婆说：“等我回来，再把碑上的字刻上。”

甄贤婆婆抱着月生，站在街口送他。月生还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冲着父亲远去的背影，咿咿呀呀地挥着小手。

甄贤的马蹄声消失在夜色中，跟当年张献忠的马蹄声一样，渐行渐远，最后什么都听不见了。

他再也没有回来。

那块抗战纪念碑，就这么光秃秃地立在街口。碑上没有字，却比有字的碑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有人说，甄贤本来打算在碑上刻“民族脊梁”四个字；有人说，他是想刻一首诗；还有人说，他根本就没想好刻什么，所以才一直空着。

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甄贤一去不返，连个口信都没捎回来。

解放后，有人劝甄贤婆婆，把那块无字碑推倒算了，留着也是块没用的石头。甄贤婆婆摇摇头，说：“他立的碑，谁也不能动。碑上没字，那是因为他的话还没说完。等他回来了，自然会刻上去。”

这一等，就是一年又一年。

甄贤婆婆每天傍晚，都会牵着月生的手，走到街口的贞节牌坊下，站在那块无字碑前，痴痴地望着驿道东边的方向。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那块无字的石碑上，像是碑上忽然有了字。

月生问：“娘，咱们等谁？”

甄贤婆婆说：“等你爹。”

“爹什么时候回来？”

甄贤婆婆不说话了，只是伸手摸了摸那块冰凉的石碑。石碑上没有字，可她的手摸在上面，像是在读一封只有她能看见的信。

日升月落，春去秋来。大榕树的新枝已经长成了大树，七杀碑上的裂纹被风雨磨得光滑了，贞节牌坊上的彩绘也褪了色。甄贤婆婆的头发从乌黑变成了花白，又从花白变成了全白。

她依然每天傍晚去街口站着。重阳镇的人已经习惯了这一幕。黄昏时分，夕阳如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牵着一个半大小子，站在无字碑前，望着驿道尽头。

像是在等一个人。

像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土改的时候，划分成分。郑家因为田多地广，被划成了地主兼资本家，家产充公。那座气派的庄园成了重阳镇政府的驻地，无缺堂的金字招牌被摘下来，不知扔到了哪里。郑家的人虽然被打倒了，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扎的根太深了，人丁依然兴旺，散居在镇上的各个角落，依然是重阳镇的主要居民。

贾家被划成了工商业者，不算敌人，也不算自己人，夹在中间，日子过得小心翼翼。贾家的人倒是想得开，祖上就是从货郎起家的，大不了再从头来过。

甄家被划成了中农。那块无字碑因为搞不清是什么性质，没人敢动，就那么原封不动地立在街口。有人提出要把它推倒，可每次提出来，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了了之。

话说这重阳镇，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公元一九八零年代的某个秋天，镇上的光景又变了一副模样。古驿道早已铺上了柏油，大榕树的残桩旁边又长出了新的枝桠，那棵白果树倒是愈发挺拔，像是镇子上最年长的老人，看着一代代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七杀碑还立在街口。碑上的裂纹像是老人脸上的皱纹，深一道浅一道，糯米浆粘合的痕迹清晰可见。那七个“杀”字，虽说被风雨磨去了几分锋芒，可远远望去，依然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势。有外地来的游客见了，总要问一句：“这碑上写的是啥？”镇上的人就笑呵呵地答：“七个杀字。”游客再问：“啥意思？”镇上人就摇摇头，说：“谁知道呢，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看不懂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