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发展工业，也就是一切向工业集中，集中资源办大事。

不得不说，这个思路当然是正确的，只是过于教条了,集中资源没错，减少支出也没错，但是内部市场同样要发展,否则生产出钢铁，制造出自行车、缝纫机给谁用?用来做什么呢?

纯靠外贸又行不通,那些工业国根本不缺这些低端工业品，甚至他们造得更好，往穷国卖又卖不出去多少，内循环又不搞,陷入了经济发展的误区。

最后就是国际局势的问题,建国之后，国家面临的形势很不好,虽说突破外交困境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随着中国与苏美同时对抗，中国仅存的社会阵营市场又丢失了大部分，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了起来。

正常来说,这时候扩大外贸与内循环，需要两手抓,结果国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全力扩大外贸，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现实却完全不是如此,长期的贸易逆差，本就入不敷出，再加上对抗导致国防投入飞速增长，让本就处在困难之中的经济形势,顿时雪上加霜。

学苏联模式,想象也很美好，国家控制一切，国家调度，国家分配,结果国家又没有苏联那么多专业的经济人才和数学家，未能进行全国大数据统计、分析与调查，也就是国家治理的专业水平很低,这使得在很长的时期内,国家其实只学了苏联的样子，并没有学到精髓。

关于这段时期的历史，方叶有时候甚至不忍直视,他觉得从那边将同安市的市政府领导班子搞过来,其治理水平都要比现在高几个台阶。

别的不说，还是拿国务院出来举例，搞运动式建设一个比一个专业，大手一挥,上!就一窝蜂的冲，结果几年下来，随着发展加深,这种运动式建设,其实已经不满足国家的需要了，现下国家需要的整体统筹，整体规划,整体实施,然后过程之中做好监控,同时不断的调整,可是这样的工作根本就没有人做,结果就是闹出了1956年初的‘反冒进’笑话。

各地纷纷层层加码，上报了56年度的建设计划,总理和陈云一看，顿时就慌了，说目标订得过高，太离谱了，接着就报给主席,主席问二人,既然说太高了,那就拿出太高的证据来证明,结果又拿不出来,主席为此大怒，说是草台班子，下令反反冒进。

方叶曾经在看历史资料之前,也觉得反反冒进不对，后来他了解整个过程之后,才发现国务院这干的实在太欠水平了，如果放在华昌集团，他恐怕第一时间就将人给罢了，这么基本的统筹管理都搞不好,那还搞个蛋。

虽说作为国务院一把手，总理有总理的难处，但其实也有些小心过头了，自己既然名正在位，那该做的就做，制度该建就建,职责该划就划,统筹该搞就搞,人员该培训培训，做不好的该调整就调整,工作该上报的上报，只要立身正,职责范围主席也根本不会说什么。

诚然,也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此时百废待新，上面指令一个接着一个，确实也没有时间来认真的搭建框架，但时间紧任务重,对于制度的建设就更加重要了，即便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可这样的工作还是要人来做，完全可以成立一个小组，专门研究这方面,只是这样的工作又没人来做,最后可不就问题越来越多了。

三月间,方叶向总理提出了这个问题，而总理现在也在着手搞这些事情了，但搞成什么样,现在方叶远在千里之外并不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统筹管理工作没有搞好，明年的冒进问题大概率还要发生。

这件事不能用单纯的政治问题来解释这场争论,认为反冒进错,或者反反冒进错,更不能用个人专权来贴标,本质上就是工作没做到位造成的最终结果,事情没搞好,弄出了乱子，最后还平反,再方叶看来,那怕是扩大化了，根源上这件事也没得平反,错就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