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迁都北京吧，很多朋友不理解，把都城搬到他大本营的事儿，怎么就成功绩了。

在朱元璋登基后，北平就很受重视，元人是被打跑了，但没打光，依然虎视眈眈。朱元璋先后派徐达朱棣镇守于此，为的就是抵御依然有“引弓之士”和“归附部落”的元人。

老朱想迁都，也让朱标出去巡视过，没迁成，朱棣登基后花了十几年，移民，治河通漕运，造宫殿城阙，在政治、经济、交通、人口、建筑等方面排除万难迁都，方有后世口中“天子守国门”的“刚明”。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永乐帝迁都北京都有抗击北方蒙古、巩固边防的原因，再加上建文帝对江南大幅度的政策倾斜，北方经济属于弱势地位，而南京距北方太远，很难有效把控。

但还有一重，是在少数民族政权破裂后，作为多民族国家要完成的民族融合。北平曾是元朝国都，对蒙人来说意义非凡，还有很多普通蒙古人时不时在这溜达。

当时的翰林院侍讲邹缉就举了晋武帝徙胡人的例子，说当年司马家没管理好内迁的异族，才有五胡乱华的悲剧，北京城的蒙人正如曾经的胡人。

还有说这里曾经是金人和元人的国都，不是咱们的——多少年过去了，民族观还没迭代呢。】

朱元璋隐有认可，确实如此，国朝南北不均，他为之头痛许久，也一直惦记迁都，这次标儿出巡也是因为天幕突然开始讲史，他怕后事有变，提前让太子去考察各地，没成想闻此剧变。

不知标儿现在何处，身体如何……老四做得不错，都城迁至北平，实为上策。

北境的战略地位不容小觑，被驱逐出境的蒙古人贼心不死，南京鞭长莫及，不能及时应对，虽有藩王御敌，仍不是长久之策。

将领在此，帝王会疑心手握重兵的武将；藩王在此，天子也看不惯享有权力的塞王。

唯有天子戍边，方能成此“刚明”。

皇座上的天子对着后人口中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融合陷入沉思。

在讲五胡乱华时，他就从后人话音中听出千年后汉人与异族能和睦相处，但大汉与匈奴乃是不死不休的敌寇，听过便罢。

在异族政权后的汉人王朝，要承担的便是民族融合的历史使命么。刘彻轻拂衣袖，桌上是刚送来的捷报，历史呼啸而过，从仇寇至融合，也不过两千年。

【民族融合惨痛而长久，但到了明朝，在经过漫长时光的洗礼和异族王朝后，执政者必须正视多民族国家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存在。

中原，农耕的土壤，但有马背上的民族。元朝留下的很多东西不仅在汉人心中留有痕迹，在蒙人心中同样，要民众在新的大一统王朝中实现融合，历史需要一个能在农耕与游牧之间实现转圜的都城。

成祖迁都后，十四朝都在为此事争论。仁宗欲迁回南京，往后也不断有臣子嫌弃此处苦寒窄小。

但正如杨兆说的那样：“国家定鼎幽燕，北控大漠，盖枕夷夏之交，示弹压之势，居重驭轻，为远猷矣。”

无论是军事上的守国门，经济上的南北平衡，抑或是思想上的融合交织，我们站在历史这头只能说，庆幸朱棣有此远见。

但在时光彼端，还有汹涌波涛，踏浪而去，书写封建王朝极其罕见的一个概念——海权。】

郑和下西洋

【古人也不是完全对海洋无动于衷， 上下五千年有种活动是一以贯之从未消亡的——赚小钱钱。

商周时岭南先民在南海与太平洋从事最原始的航海活动，蓝色丝缎由此萌芽；春秋战国，齐国循海岸水行，生意做到辽东、朝鲜半岛；汉武投笔， 千秋万岁的丝绸从路上绵延至海中。

从沿海港口到市舶司， 远洋的商队来往不停， 但古人“重陆轻海”的观念由来已久，许多人对海洋的认知仍旧模糊，大多集中在贸易层面。

直至晚清，文人笔墨也多集中在水师、海防和渔权，梁启超接触马汉的《海权论》， 发出“国家有是权则兴， 失是权则亡”的呼号后， 又书《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才逐渐被正视。

永乐三年，明成祖遣郑和带着“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的宝船出海，加之运粮的“粮船”，作战的“战船”等，配备当时代超前的技术手段， 开始他海上的传奇。

虽然现在大家基本把这认为是和平外交啦，但大家心里都清楚，和平这玩意是有条件的。

此时的和平与万国来朝看的是郑和背后代表的上邦大国， 等到甲午海战的痛楚后，清廷再放眼海外，能得的也就只有一句“弱国无外交”了。

所以现在人看郑和下西洋是遗憾意味更多， 这样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能加深海内外交流、扩大以明廷为主导的朝贡体系、建立华夷政治体系的举措， 也不过持续了二十几年。】

朱元璋听至此处脚下不稳，一个趔趄，被朱棣扶着才站稳身躯。

天幕语焉不详，一副不愿多说的样子，但寥寥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