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的弊端,在某些人眼底反而是‘大成若缺’的美。
吕夷简,司马光他们代表了规则,也代表了人性对利益的贪婪。任何人都不愿自己利益受到丝毫损失,宁可看着国事无法振作。
好似人陷入了沼泽中,越挣扎陷得越快,不挣扎倒能多活一会。
与规律斗,与人性斗,你们斗得过吗?
所以吕夷简,司马光不用干任何脏活,不用得罪任何人(除了皇帝),甚至耍弄任何阴谋诡计,就可以永远立于不被指责的所在。
然后反手一巴掌,就将那些要挑战规则,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打翻在地。
所以这就是变法,遇到的最大难题。
当韩绛发觉自己每一次改革,变法,事情不会变好,反而变坏。他利国为民的初衷,便成了误国害民之举时,难免不知道怎么办了。
同样的还有富弼,还有司马光当年也曾非常的耿直过。
第三次复相,韩绛一次比一次保守,甚至王安石第二次复相,也比第一次保守多了。
所以韩绛的意思是,笔给你,你来写!
他真不知道如何写了,这条路以后怎么走,天下何去何从?韩绛真不知道,几十年的为官,年轻时宁罢官也要刚直敢言他也被【驯服】了。
章越听过一句话,天下事也只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人敢干,也只有他们干得成。
想到这里,章越对韩绛不再推让,而是当仁不让地执笔。
未提笔,章越胸中已有千言,如今不假思索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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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8章 积小胜为大胜
从庆历新政的韩琦,欧阳修,到如今的韩绛,章越二人,仿佛一切事过了一个轮回般。
三十余年前,就是在这个天章阁内,时任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二人在烛台下,相互商量联名写下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上奏仁宗皇帝,定下了庆历新政政治纲领和基调。
这当然是读书人口耳相传,称颂着范仲淹,富弼秉烛夜书的场景。
但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仁宗皇帝催促甚急,范仲淹,富弼回奏说此事恐怕在天章阁内写不完,于是退回家中将天下宜所先列举十余事呈上。
所以《答手诏条陈十事》并不是在天章阁内写的。
闻此事章越也是一等后世读史之心瞻仰了先贤呕心沥血,滋滋报国之情。同时也为庆历新政的失败而感慨。
庆历新政,他在历史上读了一遍,又听欧阳修等当时亲历之人说了一遍。
又是二十年余后,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开启了熙宁变法的序幕。
而如今天子重开天章阁,将此事委己。
章越突然之间心底涌起一句‘当年向来心是看客心,如今奈何人是剧中人’。
我总是以一等后世数千年的目光,觉得自己可以超脱这个时代的人物,但这个时代的重任到了自己身上时,却发觉原来自己也是史笔拨弄下的一个人。
这时章越将目光凝于笔尖与纸面上。
划粥苦读的范仲淹当年于天章阁奋笔疾书时,可想到新政失败后,自己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郁郁之时。
章越想范仲淹是想过的,既是走上这条路,便什么都顾不得了,为天下理经纶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自己又何尝不是,这些年脸上的笑容愈发少了,再也不对人坦露心扉,不关乎自己利益下,不轻易发表对一件事的看法。
因为熙宁变法之故,朝廷与地方积累了大量的矛盾。这一切矛盾下面解决不了,就会捅到中书来,自己虽有其法,却束手束脚无法救世。
章越沉默了,是因为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路是自己想走的,所以轻易不开口。
章越开头写下这一句。
伏奉手诏“如何以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力愈达治国平天下,让章越,韩绛与两府足得商量,条陈以奏,以为治国安邦之道’。
手诏是天子自己手写的诏书,而不是中书的‘熟状’,这一个程序极有必要。
假黄裳治天下,就要以天子的名义,否则韩绛,章越这一相一参是不可以提出什么伐国,变法。
否则就是谋权篡位!
只有天子授予权力才可以。
第一个要正名!
在疏中章越写平天下之事,却不谈治国。
借着谈平天下谈灭夏之事,其实是谈的是治国的道理。但治国触及的面太大,所以章越谈灭夏,这是他一贯由外而内的手法。
没有危机就不变法。
通过借着解决西夏之事,从外部压力推动向内部推动变法。
讲道理一万遍,都不如撞南墙一次,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大宋目前三个矛盾,一个宋与西夏,辽国矛盾,一个朝廷与地方矛盾,还有一个君权相权矛盾。
最后一个不能谈,中间一个不好谈,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