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前，这是我们古老祖先艰难的一段萎缩期。北方古老人群损失惨重，也许有少部分人群向南转移退却；南方古老人群则利用海平面降低带来的大陆与岛屿连成一片的有利条件，休养生息，养精蓄锐。

熬过了盛冰期后，第二祖先层掀开了，在南方蛰伏了数千年的祖先们抓住温暖间冰期的大好机会，挥动着长矛向北挺进，追逐繁盛的野生动物，采摘满山的野果野菜。第二祖先层的古人类迁徙方向，主要是自南向北的，他们的扩张过程反映到基因型上，就造成了今日南方人群基因型多于北方人群基因型的面貌。

从百万年前的第零祖先层到第一祖先层、第二祖先层，我们的祖先基本上以狩猎、采集、捕鱼为生，这样的谋生手段驱动着他们走南闯北。从距今1万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进入了第三祖先层，他们的谋生手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耕时代来临了。

东亚的农耕时代绚丽且魔幻，不论南方还是北方，中华大地似乎被施加了丰饶的魔法，魔法棒点拨之处，各种农作物和驯化动物纷纷涌现。那高超的魔法师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智慧的祖先，第一批从事农业的祖先。他们在末次冰期“黎明前的黑暗”中对动植物驯化的各种尝试，在冰期结束后激发了改天换地的农业革命。

农耕时代也是人口暴增的时代，伴随着粮食产量激增，大地上的人口快速增长，中华大地上的人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拥挤。一拨又一拨的人群带上小米、黄米或大米种子，赶着猪、狗、鸡、鸭，前往适合农耕的新天地，把东西南北广阔的大地变成农耕魔法的舞台。

农耕人口相对于狩猎采集人口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反映在基因型种类上也是压倒性优势。从基因扩张的角度讲，这个时代的人群迁徙主要是以“群体替代模式”展开的，尤其是农耕群体对于狩猎采集人群的替代，虽然彼此同属于现代智人之列。所以，农耕的传播意味着农耕人口基因的广泛传播和对少量的狩猎采集人群基因的吸收。

距今4000年前以来的较为晚近的祖先们，可以统一归入第四祖先层，那是属于文化基因传播的时代。东亚的文化基因时代在文明的钟鼓礼乐声中翩翩而至。我们的祖先以中华大地丰厚的农耕社会为基底，海纳百川地接纳了来自大陆西方的各种物产与技术，尤其是对国家制度建立与维系至关重要的青铜技术、马车技术，然后再加以创新，终于奏响了中华大地独特的文明古国序曲。

文明的序曲并非中原地区的独奏，而是大江南北各个文明政权的合奏。每个政权固然是以某个族群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但在族群交融如此频繁和充分的环境中，真正区分不同政权的并非族群的生物基因，而是他们的文化基因。生物基因混杂的群体拥有近似的文化认同，从而构建了文化共同体—部族或宗族、政权或国家。他们之间的协调与竞争，已经不再只是生物基因的交流，而是文化基因的交流与碰撞。

在第四祖先层的早期，由于草原带西部接触一些重要技术的时间略早，率先崛起，因此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流动、传输有自西向东的趋势。一旦东亚地区吸收了来自西方的文化元素，整合了内部之后，趋势就发生了逆转，以中原的秦汉王朝和东方草原的匈奴为代表的东亚古代帝国力量又开始自东向西扩张，把东亚人群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输入了西北地区。

与此同时，北方地区的汉人群体及其他区域性的群体如南岛语系族群的祖先人群，以庞大的农业人口优势向四周扩散，尤其是向南方地区挺进，把本群体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撒向南国，撒向东亚和东南亚的岛屿，甚至跨海扬帆至星辰之下的大洋深处。

以上便是对积累于历史长河中的祖先层序的粗线条回顾，是各个领域的学者们从祖先以及动植物基因中读出的“无字史记”的内容梗概。翻阅由基因写就的这本无字史记，中华大地上祖先的迁徙史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我们这些后人能够从这本天成之作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首先，我们不是东亚细亚的孤儿，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文明都是交融的产物。

虽然仍有部分学者坚持中国人祖先的本土起源或曰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坚持中华文明的单纯的本土起源，但通过古代各个人群的基因比较，以及动植物基因的研究可以推断，中国人的祖先最初来自非洲，然后四面八方各个古代人群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人；中华文明既是我们的祖先立足东亚沃土辛勤耕耘、智慧创造的结晶，也是大量外界的物产、技术乃至各种思想输入东亚，落地生根结出的硕果。那些我们现代人所熟知的大洲之间的边界、国家之间的边界，都是迟至几百年以来的近代逐渐定型的人为界线，并不存在于古代人群迁徙的路途上。古代人群并不会用近代、现代的界线“画地为牢”，限制他们的基因交流和文化交流。

其次，基因趋于天下大同，文化迈向美美与共。

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决定古代各个人群基因交流的关键因素。直立人时代人口稀少，部落规模也很小，很多部落会在自然环境波动中自生自灭，他们比周围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