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怎么怪我那同学，主要是更怨恨背后捅刀子的人。”

陈婉萍咬着下唇，专注地看着姜培生，等他往下说。

“民国 18 年3 月，校长下令讨伐桂系，在武汉我们跟他们打了一仗。本来大获全胜该是个喜事，但有人打小报告说我一个同学是红的，本来无凭无据的事情，但那两年正大搞清党，但凡有点嫌疑的都会从重办理。我记得中午我们还在一起吃饭，晚上他就叫人带走了，此后再没见过，估计是丢了命。”姜培生说着长叹口气儿：“我和那同学在黄埔时睡隔壁床，交情很是不错。他出事以后，我也被人调查过，虽然表面没什么波澜，但就此我算钉死在上尉这里了，只能眼巴巴看着同学一个个早早升少校升中校。”（民国十八年即 1929 年）

“哎呀，你晓得是谁打小报告吗？”婉萍问。

姜培生摇摇头：“我自然不会知道的。我有时甚至想，他老兄还不如当时死在战场上，总比这样死于背后枪要好得多。”

“要是因为过去的事情有意压着你，就算升了少校，那你往后又该如何呢？”陈婉萍问。

“熬过了这三年，我总算等到时来运转的机会，”姜培生说到这里，双肩放松下来，抿了口茶水说：“今年 8 月我要进中央陆军学校进修两年，就当是回炉重造一遍，跟过去那些画开分界线。”

“哦，那还好！这有点就像我们考试，如果第一年出了问题，第二年补考过就行了，”婉萍天真地说。

“哪有那么容易，是我说想回去重新学习就能学习的？你把军队当菜市场了，我这次的机会是跟小鬼子拼了命才换来的。”姜培生说：“日本人炮轰上海后，教导总队抽了些人出来编入了第五军。我们从南京出发，四天后进入麦家宅阵地协助 527 团驻守，第二天佛晓日军的飞机就来了，狂轰滥炸一气。九点多，有小股日军发起了冲锋，但很快就被我们打掉。到中午十二点，一下子扑上来几千号小鬼子，他们人多，火力足，打死了我们不少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