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铭又说：“太极必在阴阳未判之先，真性必在善恶未分之际。便是君子，心中就有善无恶吗？或许我不是君子吧，我所行者尽量为善，但心中亦常有恶念。看到财货，我也想占为己有，只不过克制自己而已。诸君，你们心中有过恶念吗？”

有人微笑，有人低头，没人反对，没人狡辩。

朱铭说道：“所以舒王（王安石）说，人有性情之分。性是无善无恶的，情是有善有恶的。我却认为，无善无恶的性，只存在于人性之初，就如太极只存在于阴阳未分之时。”

“人之在世，情之所发，必有善恶，且善恶杂之。君子心中亦有恶，小人心中亦有善。善之情主导人性，则为君子；恶之情主导人性，则为小人。”

“所以君子慎独，时刻自省。心中有恶，却能行善，此慎独使然。慎独者，诚意正心是也。”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四句何解？心，性也。意，情也。无非诚意正心，格物致知。”

“如果始终不生恶念，以本性而做善事，能做到这样的是圣人。心有恶念，惯行善事，这么做的是好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善去恶，无限趋近于本性而行善举，这样的人可以称为君子。”

“哪天不用刻意区分善恶了，可称‘知天命’。天命之谓性也。”

“哪天能够随心所欲以行善，可称‘知道’。率性之谓道也。”

“以道而存身此修道之谓教也！”

这段话，是朱铭对王阳明的理解，还引用了明末的学术思想。

同时，也在串联新学与洛学，将新学与洛学的性命论合而为一，但在理论上更偏向王安石。

朱铭依旧在煮杂粥，但煮得挑不出错来，比当下任何一个学派都更完善。

既然讲了性命论自然而然要谈到中庸。

司理参军黄珪问道：“朱先生怎么看待高明与中庸？”

朱铭毫不掩饰地回答：“舒王的道理并无不妥，但不能割裂高明与中庸。只是稍显支离割裂，此二者本为一体，就似内圣外王不能分开来说。”

内圣外王，本来是讲君主治理国家。

从王安石开始，阐述为中庸之道，变成君子修身处世之法。

即“极高明处而道中庸”，高明是内圣，是用于立身处己的，中庸是外王，是用来待人处世的。

这个观点被洛学所攻击，认为王安石割裂中庸之道。

程颐骂了王安石很久，但估计晚年也想通了，把自己注解的《中庸》直接焚毁。

吕大临注解了《中庸》，谎称是程颐所作。

陈渊的老师杨时最初是王安石的弟子，后来转为学习二程。杨时捡起吕大临的著作，疯狂批判王安石的中庸是堕入佛家。

更有意思的是，朱熹身为杨时的徒子徒孙，却说杨时才是堕入佛家，又说王安石虽稍显割裂却无大问题。

朱熹集大成的理学，不仅传承洛学，还带着许多新学影子。因为他的师祖杨时，本身就做过新学弟子，本身就带着大量新学思想。

杨时为了与新学撇清关系，偶尔会鸡蛋里挑骨头，朱熹却非常平和的纠正过来。

支使官吴懋突然说：“先生何不注《中庸》，著一本《中庸章句疏义》？”

“我的学问不行，只能试论之。”朱铭微笑道。

朱熹的《中庸集注》，直接抄就行了，没有哪里讲得不对。

其实《中庸》原文就讲得很清楚，君子的中庸是“执中”，小人的中庸是“无忌”。

即君子讲中庸，有一套自己的坚持，能始终不偏不倚秉承正理。

而小人讲中庸，内心毫无坚持，行事无所顾忌。

孔子就说过，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后世人们理解的中庸，恰好是小人的中庸。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抛弃底线而圆滑处世，还自诩贯彻中庸之道。

一直从上午讲到下午，朱铭饿着肚子讲，众人饿得肚子听。

皇帝禁学禁书，朱铭讲别的就是，反正他讲的是“新学”。

《中庸》和《大学》经过宋代大儒重新阐释，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深远了，可以说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即便是没怎么读过书的中国人，不懂什么中庸、大学之道，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也会向这两本书靠拢。真正做到了百姓日用而不自知。

甚至是国家施政，也暗合其道理，不自觉的受这两本书影响。

“诸君，今日讲完，有缘再聚，”朱铭朝着众人拱手，“吾完婚之后，便离开金州。婚礼一切从简，只请几桌亲友。诸君也莫要赠送贵重礼物，写首诗词相赠即可。若我成婚，能凑齐五百首诗词，也不失为一桩雅事。”

“当为先生作诗以贺！”众人说道。

朱铭又言：“实在写不出来，打油诗也可凑数。”

“哈哈哈哈！”

众人大笑不已，在